8月16日，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颁布一周年。总统拜登专门就此发表讲话，宣扬其政绩，为来年的大选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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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严重。《通胀削减法案》《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能在国会过关——虽然与拜登最初的诉求颇有出入，但仍被视作拜登政府重大的立法成就。

拜登说，他在上任之初就决心摒弃“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而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举措，他兑现了对美国民众做出的承诺，包括降低家庭生活成本、加强美国能源安全、恢复税制公平、创造高薪工作、应对气候危机等。

而所谓“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聚焦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工人赋权和公平竞争，使经济“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地增长。拜登政府宣称，“到那一天，每个（美国）人都会好起来”。

那么，“拜登经济学”的深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它能否给美国的变革注入持久的动力呢？

何谓“拜登经济学”

拜登政府认为，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是中产阶级（在美国语境中基本等同于工薪阶层）的生活越发困难，这损害了美国的社会稳定和长期竞争力，并从根本上侵蚀美国的民主体制。而要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必须解决经济全球化给美国中产阶级带来的负面冲击，如就业岗位外流、贫富差距扩大等等；为此，美国也不应再一味追求自由贸易。

冷战后的民主党政府，曾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手。这一政策取向在2016年大选后，发生了转变。当时，特朗普打着“中产美国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 MARs）的旗号异军突起，通激化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全球主义政治精英（被班农等人蔑称为“达沃斯党”）的不满，最终代表共和党在大选中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

民主党政治人士对失败进行了反思和检讨，普遍认为需要对全球主义的路线加以修正，需要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公平贸易”的做法采取强硬举措，以便减少经济全球化对美国中下阶层民众利益的伤害。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认为，这场在民主党内部展开的检讨虽然受到的关注不多，但对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却有着重要影响。

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杰克·沙利文（JacobSullivan），是民主党这场反思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智库学者期间，参与主导了一项有关中产阶级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该项目选择科罗拉多州、俄亥俄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三地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全面分析全球化、美国国际经贸政策等给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利益带来的损害，力求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重新建立联系，“由内而外”地恢复中产阶级对外交政策的“信任”。

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为首的民主党进步派也明确反对“自由贸易”，声称“全球经济对我们国家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一种由经济精英打造以使经济精英受益的经济模式”。他倡导施行新的贸易政策，以鼓励美国公司将工作岗位留在国内。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切实为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提供支持和保障。自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到70年代末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积极发挥对国家经济的调控作用，相对重视提升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平等问题，这四十年也是美国中产阶级持续壮大的四十年。

然而进入1980年代，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亦即奉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原则，反对国家干预，推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和“涓滴经济学”。由于经济和税收政策向富豪阶层和大企业倾斜，加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投入减少，美国中产阶级逐渐陷入收入增长停滞而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压力上升的困境，就业稳定性、退休保障、社会福利等构成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要素也不断萎缩。

拜登批判对富人群体的减税政策，认为这不会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受益，而只会让不平等不断加剧。他宣称，自上而下的“涓滴经济学”从来就不会奏效，“我们将打造一种‘由里而外，自下而上’的经济”。

换句话说，“拜登经济学”试图扭转里根以降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提升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解决市场失灵、公共产品缺失、社会福利缩减等问题，在效率和公正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根据财长耶伦的阐释，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取决于其劳动力规模、生产率、资源供给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与与凯恩斯主义和传统供给侧经济学不同，拜登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优先考虑对劳动力供应、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研发以及环境的投资，可谓“现代供给侧经济学”。

白宫明确“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原则是在美国加大公共投资，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打通壮大中产阶级的有效路径，为美国工人、家庭和消费者带来长期经济利益；二是为工人提供高质量、高回报的工作，劳动者即便没受过高等教育也有可能跻身中产阶级；三是支持长期被忽视的社区，通过社区重建拉动经济效益；四是在产业内部和产业间建立韧性，保护美国经济免受冲击；五是在关键产业创造竞争性市场，为新企业发展创造空间，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数据与成绩单

随着大选年的临近，拜登团队近几个月来密集地在美国各地宣讲总统的政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拜登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

按照美方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7月），自拜登2021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的新增就业岗位超过 1300多万个，包含近8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失业率持续低于4%的时间为五十年来最长；通胀水平在过去一年下降过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较低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低薪工人工资以二十年来最快速度增长。2022财年美联邦预算赤字减少至 1.4万亿美元，较2021财年下降近 50%，实现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赤字降幅。

在基础设施方面，拜登于去年11月签署《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根据法案，未来五年，美国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5500亿美元，用于电网、铁路、互联网宽带、供水系统以及能够抵御自然灾害、治理环境污染的相关设施。在此基础上，美国将开启十年的“大基建年代”，相关项目多达3.5万个，涉及全美50个州的4500多个社区。为确保法案的执行，白宫还发布了相关“指南”和“行动手册”，举办“基础设施学校”系列网络研讨会，并建立起相关问责机制，以应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欺诈和浪费。

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扩展了传统的基建概念，强调与民生福利密切相关的“软性基础设施建设”，着重减少中产阶级在教育、医疗、住房、儿童照护等方面的负担，以缓解技术革命等因素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冲击。

副总统哈里斯宣称，执政以来，拜登政府藉由《通胀削减法案》，为1300 万美国人削减了医疗保险费用和处方药价格；它还扩大针对儿童照护的税收抵免，将儿童贫困人口减少了40%，为美国家庭平均节省了高达8000美元的抚育费用。另据副财长阿德耶莫披露，拜登政府的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等项目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问题，新增经济适用房约300万套。

在芯片、电动汽车、关键矿产等领域，拜登政府推行所谓“现代产业战略”，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和支持，提升产业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同时借助强大的“美国制造”实力“维护供应链安全”，减少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经济依赖。拜登称，对美国制造业的投入两年内增长近100%，包括私营资本4970亿美元呃新增投资；其72项促进市场竞争的具体措施，不但为小型企业和创新产品创造了机会，也为美国消费者降低了支出成本。

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白宫方面称，《通胀削减法案》采取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行动，在过去一年内创造了约17万个工作岗位，并且这一数字在未来十年内将增加至150万个。预计到 2030 年，该法案将使风力发电量增加两倍，太阳能发电量增加八倍，美国电网中81%的电力将由清洁能源提供。

此外，根据《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清洁能源设施和项目如电动汽车给予额外的税收抵免优惠。相关优惠举措带有明确的原产地要求，包括电池中40%的矿物必须来自美国国内或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民调与“用户体验”

“拜登经济学”的数据可谓靓丽，也有不少经济学家给出了好评，但多少有些吊诡的是，美国民众至今不能“感同身受”。

7月19日，蒙茅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发布题为“拜登经济工作赞誉度偏低”的民调报告。多数受访者认为，拜登在经济方面表现平庸，仅三成受访者认为美国疫后经济走势良好；68%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仅25%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具体政策议题上，62%的受访者对通胀问题感到不满；过半受访者对交通、能源相关基建政策给出差评。

另据《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Siena College）的近期民调，在没有大学学位的非白人选民中，拜登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仅为16个百分点，远低于2020 年大选时48个百分点。一个重要原因是，该群体反对拜登的气候、环境议程，认为民主党推动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过于激进。

迄今为止，美国民众对“拜登经济学”的用户体验不佳，除了反应滞后，或许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拜登经济学”服务的目标群体不明确。拜登政府对“中产阶级”的定义过于宽泛和模糊——这当然是其争取最大多数选民支持的一种策略，但却不乏隐患。其所谓中产阶级并非整齐划一的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诸多利益上的差异和冲突，不同的中产群体与拜登政府政策议程的契合度是不一致的，比如，许多美国人并不那么关心气候变化问题。事实上，在身份证治愈演愈烈的当下，中产阶级这个大标签非但不能掩盖美国的族群矛盾，甚至还可能招致各派选民的质疑和批评。

其二，“拜登经济学”需要大规模政府支出的支撑，这无疑会显著提升美国的通胀预期和联邦债务规模。对此，甚至民主党内部都不乏批评的声音，例如奥巴马时期的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多次批评拜登的经济政策可能招致一代人所未见的高通货膨胀。萨默斯指出，“问题不在于工作短缺，而在于生活成本”，萨默斯认为，“拜登经济学”及其基于制造业的经济民族主义令高通胀的风险始终存在，而高通胀将抵消工资增长，令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生活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

其三，对于“拜登经济学”所体现“大政府”倾向，美国社会总体上还是保持警惕。这当然也是共和党对“拜登经济学”发起攻击的主要发力点，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等人就抨击拜登政府的基建方案过于庞杂，多数内容与修桥铺路等传统基建毫无关系，实质上是借基建的皮来“包装”民主党的社会政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更是将之比作“特洛伊木马”，“（木马）里面其实是更多的借款，以及对我们经济中所有生产部门的大规模增税”。总的看来，共和党对“拜登经济学”的掣肘力度仍然很大。

拜登本人对“拜登经济学”充满自信，多次宣称“拜登经济学”将再造“美国梦”。但许多美国人并没有这样的自信。假以时日，他们或许会感激“拜登经济学”，但至少在目前，他们还不敢报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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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